细 腰 主 义
窈窕燕姬年十五，惯曳长裾，不作纤纤步。
众里嫣然通一顾，人间颜色如尘土。
一树亭亭花乍吐，除却天然，欲赠浑无语。
当面吴娘夸善舞，可怜总被腰肢误。
——蝶恋花 王国维
有道是“楚王好细腰，宫中多饿死。”人们便会想到那是“女为悦己者容”，而“悦己者”是男人。随着女性为奴的开始，女性的身体也逐渐奴化、异化。原本自然的腰肢，偏要束成“小蛮腰”。
男人好细腰，古今中外皆一样，古代埃及王朝的法老和贵族们认为肥臀丰乳只具有生殖功能，具有动物性，因而把细腰和蓓蕾般的小乳房视为高贵。在这种审美意识的影响下，18、19世纪的欧洲贵妇为使自己婷婷袅袅，竟在腰间束上刑具般的鲸骨紧身褡。结果弄得上流社会的女子一个个气血虚弱，神经过敏，稍遇刺激，便尖叫一声，昏倒在地。
中国的自不必说了，古代有“楚王好细腰，宫中多饿死。”当今美女们的“瘦身运动”更是开展的如火如荼。可是，即就是成了细腰，又得赢得“楚王”多少爱怜呢？
“女为悦己者容，士为知己者死。”女人的“自虐”行为看起来是自觉更是自愿的，然而在真个中国历史的长河中，文人的邀宠、献媚的“自虐”的方式更加多样化。上好下从，便于中国整个历史社会的“交叉感染”。
《墨子·兼爱》说：“昔者，楚灵王好士细腰。故灵王之臣，皆以一饭为节，协息然后带，扶墙然后起。比期年，朝有黎黑之色。”这段话意思是说：过去，楚灵王喜欢男人细腰。所以灵王的臣子们，都节食吃一碗饭，屏住呼吸系腰带，站起时扶着墙壁。在那个年代，朝中的臣子们脸色黑瘦。
在金钱的“软招安”和权利的“硬威逼”之下，大多数文化精英自觉或不自觉地走向了“宠物化”。在如何才能讨得主人的欢心的问题上，他们全部都搅尽脑汁、无所不用其极。
中国的“细腰主义者”于千百年来积累了丰富的“邀宠”经验，并且坦然地说：“学得千般艺，货卖帝王家。”你需要赞美，我便从“大哉，尧之为君也？巍巍乎，唯天为大，唯尧则之。”把“万岁，万万岁！”一直喊到20世纪70年代；你说“宁教我负天下人，不教天下人负我。”我说那是英雄本色，干错了事是特殊历史条件下不得已而为之；你要绝对的权威统治，我说“君要臣死，臣不得不死。” ……
人虽然进化得成了万物之灵。在大王面前的奴颜婢膝，却是永远变不掉。不但不改，甚至变本加厉变得更没出息。奴性永存，自得其乐。从这个角度上说，在很多的时候，文人更像是某些精于打扮的欢场女子，她们更深刻地知道如何修饰自己去博得权贵们的青眼有加。郭沫若当年写《蔡文姬》，为曹操翻案，连曹操杀孔融也被郭沫若涂抹上了正义的色彩。并且为了能够将更旖旎的媚眼抛给当权者，甚至不惜高呼要为殷纣王和秦始皇翻案。
当然“细腰主义者”也不是完全没有良知，他们也有着许多的无可奈何。邓拓在《书生之外的邓拓》中详细记载了大跃进几年间，他所写过的一些诗词。当时农村生产生活环境已经极端恶劣，饿死人的现象在全国各地时有发生。而邓拓先生在苏杭一带游历一番后，笔下竟依然一片歌舞升平的盛世景象。在当时高压的整体社会氛围之下，如此对于权力的媚眼，想来真是让人恶心，同时也在恶心自己。然而，就是在这样的媚眼之外，邓拓在其《过东林书院》中悲慨地写道：“莫谓书生空议论，头颅掷处血斑斑”。如此，我们透视到的是一个知识分子的无可奈何的良知。
“细腰主义者”们把别人的原始创意、情思和预谋，为别人的悲伤流出自己的泪水，为别人的愿望作出自己的媚态来。
世俗中我们放眼所及，更多的则是曲学阿势的某些文人，在不遗余力地为权势者鼓呼抬轿，香汗淋漓。人格在献媚上失贞以后，热切地对着权势者“翘起了自己的后 庭”，无非就是为了分一杯权贵们的残汤剩水。
“当面吴娘夸善舞，可怜总被腰肢误。”当年静安先生在北京时，一天上街，忽见一个卖酒的旗人女孩，惊艳之下，就赋了上面那首《蝶恋花》。这首词何尝没有暗合文人的命运？所以，即便是邀宠，也未必人人得意，也有邀宠失意的人，自我排解地说：“零落成泥碾着尘，自有香如故。”甚至有人想不开，如屈原。
屈原的形象最早见到的是在陈老莲的画里，瘦瘦的老头，腰间配着宝剑一把，独立在江边。
再后来，读屈原的诗，知道那画上的老头竟是个“伟大的诗人”，或叫“爱国诗人”，诗人怎样的伟大呢？可能正因他那纵身的一跳成了烈士，惹得大小文人们千百年来嗟吁不已。我曾经也写过一首《怀屈原兀自感伤 》：
离骚真大雅，复唱叹绝伦。
屈子虽有意，楚王却寡情。
遥怜卿命舛，徒感我身贫。
我欲填沧海，谁为造昆仑？
上学的时候，我抄过诗人的《离骚》。在我的印象中，诗人写的最美的句子要算《湘夫人》中的那几句：“帝子降兮北渚，目眇眇兮愁予；袅袅兮秋风，洞庭波兮木叶下……”
美人江山，愁煞诗人；所谓忧患，恍兮惚兮。于是纵身一跃，随秋波而去了……
中国文人的爱国大多是和爱皇上是连在一起的。屈原谈不上爱国，他爱的是他的楚王，他对皇上抱有幻想，可皇上并不爱他。这是中国知识分子挥之不去的苦闷。对于“细腰主义者”的命运，正如刘禹锡在《杨柳枝词》中写道：
花萼楼前初种时，美人楼上斗腰肢。
如今抛掷长街里，露叶如啼欲向谁。
这或许是中国文人命运的最好一个注脚。这种苦闷屈原有，李白有，杜甫有，王国维也有。这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悲剧不断的根源所在。
真正的知识分子应该是陈寅恪笔下的所谓具有“自由之精神，独立之思想”的人。能够为民请命，舍身求法。——此即是鲁迅笔下的“民族脊梁”。然而，综观历史，这样的人物真是凤毛麟角，百年难得一遇。
可以这么说，无论是否具有“细腰主义”思想，都注定了中国文人的命运是失败的。中国文人的意义在于他的失败，“是个人对历史的失败，是个性对社会的失败，是理想对现实的失败。”
